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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进入2015年以来，经济继续下行，一季度GDP增长7%；1到4月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%；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%，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6.0%。4月份，出口负增长6.2%。经济刺激采取了地方债转换、提高赤字率、发行专项债和降息降准等财政及货币政策。但是，如果不调整人口政策加以配合，这些政策措施可能难有预想和持久的成效。 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，是以人为基础的消费、投资、出口等活动，人口数量增长和结构的变化，是影响经济涨落的重要变量因素。我们最近在做中国人口增长、结构和流动与国民经济变化数量关系的课题研究，回归了2013年全球20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，趋势是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越高，GDP增长速度越高；反之，越低。像中国这样2014年人口生育率在1.4左右，自然增长率为5.21‰的，回归的GDP增长率应当在3%到5%。 从中国人口增长看，1987到1994年是一个较陡的下行曲线，在20年后必然陆续造成新劳动力、新进入工作岗位有收入人口的增缓和减少，结婚成家租赁购置房屋的人口也相应增缓和下降。其结果，是劳动力成本持续地上升，劳动密集性产业利润率下降甚至亏损；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；住宅、装修和家电等需求放缓萎缩。 而0到14岁人口从1999年的31950万人，减少到了2010年22259万人，规模萎缩接近1个亿。也就是说，从入小学起的2005年开始，到2017年小学和初中教育规模，年平均在校生将减少881万人之巨。这也意味着这个阶段年龄消费人群的负增长，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消费的负增长。 1979到1987年，由于农村联产承包改革、家庭自然经济生育和下乡知识青年大量回城结婚成家生子等因素，成为中国人口的又一高增长期，给20年以后1999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，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制造，推动加工产品出口，拉动国民经济增长，奠定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基础。 但是，从1987到2010年，由于受到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、市场化等生育的市场机制和生育行政性计划双重调节，人口生育和增长呈现快速下降趋势。这形成了20年后，2007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的后果。我们回归了这两组数据，竟然高度相关。 2007年，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增缓，甚至减少，工资及捆绑的社保等成本上升，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逐渐丧失优势。实际上，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内在的开始下行的人口变动后果，被当时外在的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掩盖和迷惑。2009年M2和贷款都放量扩张，财政也实行了极为宽松的政策，但是，2010和2011年高增长后，增长势头持续下行至今。 当年，美国也实行了财政和货币强刺激的政策，其制造业、就业、股市、房地产等逐步恢复，经济上行到现在。而从人口生育和增长看，美国近些年生育率为2左右，人口自然增长率7‰以上，均高于中国目前水平，各年龄段人口较为均衡。日本在美国次贷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，也陷入低迷。安倍也用扩张的财政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，然而，其人口生育率为1.4，增长为负。2014年，其GDP增长率实际为零。日本有学者对此评价道，央行可以印出钱来，但印不出消费钱的人。 就中国的人口增长数据看，1994到2006年，仍然是一个较陡的下行曲线。2014年人口增长率在5‰的低水平上；目前的生育率也只有1.4左右；人口结构将快速老龄化，意味着国民经济中养老的成本将急剧上升，出口竞争力将进一步恶化。 另外，人口流动和城市化，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动力。从中国目前的名义和实际的城市化水平看，分别为54.77%和30%。推进到70%，按照世界一般经验，还应当有10到15年的国民经济高增长时期。但是，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，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不同。从数据看，近两年2.7亿农民工，加上其进城家属3亿人口左右，在务工地购买住宅的不到1%，在家乡附近县城等买房的14%左右；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房价收入比，全国平均10以上，大中城市和都市则更高。而从2015年城镇中的住宅存量看，在3到3.3亿套，除去农民工人口在城镇购买的住宅，1.4亿左右的城镇居民家庭，每户平均有2套住房，供给已经严重过剩。2015年起结婚需求住宅的人口数量下降；随着老龄化加速，人口死亡率上升，独生子女继承住宅增加；以后城镇住宅过剩问题将更加严峻。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中国的农村人口，青年时从老家出来，到城镇中去务工；他们只是在力壮时，到城镇务了几十年工，老年时，85%还是要回流农村。农民建设的城镇中的住宅，实际上被城镇居民除了居住外，当作他们的投资财产。也就是说，85%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中断，如不进行调整，不可能再有所谓的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了。 可以看出，这样一种人口增长和流动基础格局下的国民经济，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一下，略升一下；刺激过后，仍会继续下行，最低很有可能跌入3%—5%的范围，而且陷入长期低迷的区间。 当然，应对上述国民经济的下行，我们可以用发挥知识和人才作用，促进海外人才回国创新创业，鼓励国内居民创业创新，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，以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争取增长的外部市场，甚至发展机器人进入工作领域，延长劳动年龄等加以支撑。但是，我认为，必须对人口生育和流动政策加以调整，才能在基础上配合这些中长期的战略和措施，以及短期财政和货币等政策，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景气。 首先，2016年尽快取消行政性计划生育，停止社会抚养费征收。实行所谓的单独二孩调整后，原来预计2014年生育200万人口，但申报的只有100万对夫妇，真正生育的仅有47万。笔者认为，生育即使全面放开，由于中国很多家庭收入有限不能应付较高的生育抚养成本，加上8%左右的妇女不孕不育，以及与韩国、日本和台湾地区鼓励生育的困难程度看，中国新出生人口的增加，可能并不乐观。 社会抚养费，实际上是对没有按规定生一胎，超一胎或二胎的城乡居民，特别是对农民征收的一种税收，年规模在200亿到300亿元之间。改革开放前中期，许多个体户和中小企业，是农民创办的。社会抚养费的征收，大部分经费供养了计划生育部门和基层政府，成为国民经济的负担；而收缩了农民送子女上学等方面的消费能力，也大大缩减了农民的创业资本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，农民创办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增长速度下降，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负增长。因此，取消社会抚养费征收，本身就是降低税负和刺激消费及投资创业的一项财政政策。 调整人口政策，逐步将人口生育率恢复到2。从近期看，婴儿增加，会逐步地增加孕育、妇产、婴儿、幼童等消费；奶粉、玩具、童装、幼教等支出会增加，这些消费的供给品生产会扩张；保姆和其他家政服务需求会加大；小家庭生活便利和老年人安静需要，住房需求也会因新增人口而有所增加。从中长期看，小学、中学教育逐步会恢复，并在大学过剩一段时间后，增加其入校学生。而且，这一阶段的消费会形成从小到多的累积性增长，抗击国民经济过度下行。从远期看，20年后的2016年开始，劳动力人口逐步得到恢复，避免中国经济一定程度的复兴后，出现持续衰退和二次衰落。 其次，调整人口流动政策，不是户籍放开适应于有关改革优柔寡断的进程，而是彻底开放户籍，倒逼改革，使教育、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等体制适应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需要；改革农村土地体制，确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，能够交易，无论什么样的方案，结果需要使农民得到合理的财产性收益；改革建设土地，从农村和城郊征用为国有，由政府行政寡头垄断卖地的方式，集体建设用地，只要符合规划，就可通过非政府而由政府监管的市场交易直接进入建设市场；集体土地也可通过入股、出租等方式，进入建设领域。 只有这样的政策，才能使农村人口像日本、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，有创业的资本能力，有到城镇购买住宅的能力，进入城镇后获得政府同等的教育、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；才能将土地和住宅的价格控制住，使农民在务工地买得房屋；才能使基本中断的城市化进程恢复起来，使国民经济重新增长获得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推动力。 这次的经济下行，是一个长期性的难题。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和人口政策调整相配合，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措施相协调，加以治理，有希望将国民经济保持在6%到7%的中高增长区间；否则，根据人口走势，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持续下行，降低到3%到5%的低迷水平上。